据报道，平湖街道一位连续超时上夜班的女工董苗在工作岗位上昏厥，借助“呼吸机”呼吸4天后宣告不治。由于《工伤保险条例》规定，“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，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，应视同工伤。”因此，董苗的家人只从社保部门拿到了非工伤死亡赔偿。与工伤死亡赔偿相比，两者相差20多万元。 

　　董苗的生命已无可挽回。可以设想，如果董苗被认定为工伤，对其家人来说会多一些安慰；对这个上有老、下有小的家庭来说，多获得一些赔偿也会有很大的帮助。然而，一条刚性的法律条文把这一切挡在了门外。

　　2004年1月1日起实施的《工伤保险条例》，对工伤死亡规定了“48小时的限制”，其本意是避免无限制扩大工伤范围，排除了非因个人身体原因长期住院治疗以期认定工伤的情况。无可否认，法律条文必须具备可操作性，才有利于在实践中发挥效用，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。

　　然而，自条例实施以来，这条技术性限制却在实践中引发了许多问题，很多劳动者因为经抢救无效死亡超出了48小时，哪怕只超出了1个小时也被拒绝认定为工伤。在百度上输入“工伤死亡”和“48小时”这两个关键词，可以搜到发生在各地的众多相关案例，而董苗事件不过是新添的一例。

　　以48小时作为工伤死亡的划定标准，还衍生出了一些令人始料未及的不人道现象。一方面，有的用人单位恶意拖延救治，企图拖过48小时再说；另一方面，有的家属在即将超出48小时时，被迫要在经济利益和亲情人道之间作出残酷的选择。

　　去年年初，东莞发生过这样一件事：44岁的清洁工戴青英在工作岗位上因脑溢血死亡。死者丈夫一度要求医院拔掉呼吸管不再抢救，让其在48小时内死亡，以期多拿赔偿，但被医生拒绝。戴青英在48小时后去世，家属与死者生前工作的工厂为是否工伤事故争论不休。

　　如果没有“48小时”的时间限制，也许戴青英的丈夫不会主动放弃抢救。董苗的丈夫在事后也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怨就怨我们多抢救了两天？”因为这条法律，有人不愿再尽力挽救亲人的生命，有人对自己的尽力产生了怀疑。法律要维护公序良俗。公序良俗是国家与社会赖以存在的一般秩序和一般道德。显然，“48小时”条款对良俗非但未尽维护之责，反而是一种摧毁。

　　众所周知，法治分形式法治和实体法治。实体法治，才是使人民的权利得到充分实现和保护的法治；而形式法治仅指严格依法办事，如果所依之法并非善法，那么，该法越严格地被实施，其结果离法治不是越近而是越远。

　　如今，该条款实施已近8年，相关部门不应再罔顾现实机械执法了，必须致力于推动条款的修改和完善：如果无法做到完全尊重医学科学、完全取消时间限制性规定，那么就必须在限制时间的同时作出例外规定，使之与原则性规定相互配合。

　　法律固然需要刚性，但更需要的是保全人性，不可让法律的刚性肆意划出人性的伤口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