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东的杜先生开车撞伤摩托司机，事后将伤者先行送医救治，交警因此认定他破坏了现场，需负全责。后经法院审理认为，交警事故认定合法准确。杜先生因不是故意破坏现场，符合公序良俗原则，故减轻其民事赔偿责任。(1月3日《广州日报》)

　　我国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七十条是这样规定的，“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，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，保护现场；造成人身伤亡的，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，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。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，应当标明位置。乘车人、过往车辆驾驶人、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。”显然，交警在处理本案的时候，只看到了“保护现场”的规定，而无视了“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”的规定，这算不算是一种选择性失明呢？

　　坦白说，我认为在处理案件时，交警部门存在一定的“卸责”心理，请注意当地交通执法部门的认定意见，“因抢救伤者未保护现场，致使事故基本事实无法查清。”哦，原来如此，事故基本事实查不清楚，当然要有一个责任人，而这个责任人如果不是交警部门，则必定是杜先生。而为了让杜先生成为责任人，适用法律的时候就有了选择性。从而，杜先生“未保护现场”的一面变得显赫起来，而其救人的一面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。

　　交警部门难道不清楚，他们这样认定会造成的严重负面效应：当再发生类似案例的时候，撞人司机很可能会倾向于把“保护现场”当成第一要务，而对于被撞者的“痛苦不堪”置之不理。在人道主义的天平上，这样的局面与草菅人命何异？如果执法者以其僵化的法律眼光，把撞人司机塑造成了法律的囚徒和道德破产的见死不救者，道路交通安全法本身又何以安身立命？

　　法院以杜先生的行为“符合公序良俗原则”，减轻其民事赔偿责任的判定，显示法院比交警部门更明白法律的精神。但从其依然认为“交警事故认定合法准确”来看，法院靠判决维护法律精神和人伦美德两全的意义仍然是有限的，并不足以消解一次带有瑕疵的执法，对于社会道德的致命打击。

　　挥之不去的“彭宇案”，让我们充分领教了一次恶劣的判决，对于社会道德的颠覆效应。今天，对于这起交通事故的执法，会否成为另外一个版本的“彭宇案”呢？我们不得而知，但我们理应早已清楚，任何鼓励见死不救的执法和判决，都将使法律蒙羞，都将是一场全社会的灾难，任何法律之上都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。

　　张若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