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统计，近年来，我市法院审理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，超过七成通过调解结案，如鄞州法院2009年的调解率为71％，2010年为71．7％，2011年达成74．3％。其余近三成的案件，法院虽然多次调解，最后仍需通过判决作出定夺。据记者了解，这些案件之所以难调解，除了因为在某些赔偿项目上，国家与地方之间赔偿标准不一致；受害方（原告）对肇事方有怨恨，导致双方之间对立情绪严重之外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保险公司不愿配合。

　　原告让步，保险公司坚持

　　一位48岁的男子在遭遇了交通事故后，致颅脑损伤、左侧肢体偏瘫、中度智能缺损。经鉴定，其最高伤残等级为三级。此案审理时，原被告双方在关于护理期限的确定上产生严重分歧。受害人称，根据其年龄和身体健康，应获得25年护理费的赔偿，被告保险公司则称只能赔偿10年。经过鄞州法院的调解，原告作出让步，但保险公司仍然坚持。多次调解无果后，法院只能进行判决，确定护理期限为20年。

　　据了解，在许多分歧较大的交通事故赔偿案中，会出现类似的情况：法院组织调解后，作为被告的保险公司一般不愿放弃自己的意见，并因此导致调解的失败。

　　保险公司有自己的标准

　　保险公司为何不愿配合法院进行调解？鄞州法院民一庭庭长谢华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重要原因在于，保险公司有一套自己核定的，与相关规定和现实情况并不一致的特殊标准。譬如，对于伤残者的护理费，保险公司设定的赔偿标准是每天60元、每个月不得超过2000元。实际上，最近几年，人工护理费用在不断上涨，普遍的价格是每天100元左右，如果护理的是重症病人，则价格更高。由于保险公司坚持标准不放松，原告又不愿让步，调解就无法进行。

　　保险公司与原告之间最大的分歧来自于对受害者身份的确认。按照我市法院所确定的原则，交通事故案中的受害者如果来自农村，但长期（一年以上）在城镇居住，便可获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赔偿标准。但保险公司却以法律对此无明确规定为由，不愿通过调解方法接受这一符合实际的做法。

　　此外，保险公司在确定赔偿的程序上，要求极为严格。譬如，对误工费损失的认定，除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关的鉴定结论、医院的病假条，还要求出具劳动合同、工资单、纳税证明等。如果受害人是被征地农民，仅有待业证还不够，还需要村、镇（街道）、劳动服务站、国土资源局四个部门的证明。在许多案件中，由于受害人无法出具所有证明，致使双方在关于赔偿数额的确认上难以达成共识。

　　代理律师不愿承担责任

　　保险公司不愿调解，还与其委托代理人的身份有关。一位保险公司的律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如果自己参与调解，就意味着要对保险公司承担更大的责任，实际上，在关于赔偿标准、具体的赔偿数额上，他们并没有决定权。如交强险对人身损害赔偿的最高额为12万元，但在这一范围内，具体赔偿多少，许多代理律师并不敢作主，因此，在庭审时，他们普遍采取慎重的态度，如对方提出的赔偿要求超过被授权范围，就明确予以拒绝。

　　这位律师说，“调解意味着妥协，这不符合我们的规范，对于保险公司来说，法院的判决书才能成为有效的法律依据。”由于坚守这个“原则”，在现实中甚至出现保险公司宁愿支付比原告要求更多的赔偿，也不愿接受调解，而选择由法院判决的情况。